9世紀中葉，已入佛門的日本皇族高丘親王來到中國。當時距唐武宗滅佛才經過十餘年，慘遭挫敗的佛教尚未恢復。或許正因如此，高丘親王未久留中國，而是前往佛教的故鄉天竺。然而，他卻從此踏入神祕，渺無聲息，有消息指出他在馬來西亞南部逝世，死因成謎。幾百年後，日本民間流傳一種說法：親王的下場並不尋常，據稱他遇到猛虎，遭虎吞食而亡……這短短一年間，高丘親王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旅程？為何最終死於虎口？這份謎團無人知曉。但正是這懸於遙遠時空外的未知，封存了無限可能，才為澁澤龍彦創作《高丘親王航海記》提供了想像空間。《高丘親王航海記》並非解謎之作，而是一部想像力豐沛、異國情調濃厚的小說。高丘親王行經的古代諸國，皆採用當時中國譯名。然而，9世紀離大航海時代尚遠，即使是中國的記載，也多半是道聽途說，或原本有根有據的事物，在口耳相傳中失真而變得荒謬。作者無意描寫真實，不打算宣稱那些遙遠國度真有如此妖艷獵奇的風土民情。親王彷彿從未離開日本，只是一頭撞進那些道聽途說的經典累積而成的幻夢，經由幻想的濾鏡朝內在自省。作者為親王虛構了前往天竺的理由，這份虛幻的追尋不斷在旅程中閃現，他根本無暇「發現」，因為無論遇見什麼，都會透過那些異象與怪物回顧自己的人生。

言水傳來《破・地獄》的影評，認為當中對林林總總議題的探討，如傳統行業兩性不平等、同性伴侶於法律上無異於陌生人、走或留、甚或宗教等議題，電影中均恰到好處，不喧賓奪主——即生死之命題。關於死亡，最深刻的畫面莫過於身為救護員的文玥替病人心肺復甦，緊接著她與隊員做愛的一幕。他提及佛洛伊德將死亡與性愛並置，展現他們關聯性的理論，指出正因死亡不為我們所樂見，我們卻具有死亡的本能。破地獄中，藉殯儀而營造一場安詳的死亡，才可使人得到存在的理由：我們為著自身安寧的死而神聖化死亡，藉此聊解面對死亡的未知。在生方面，他寫到 希臘愛神厄洛斯總離不開界限。因界限的權力，愛者難以坦白。如巴特勒之說，在社會建構中我們成為既定的群體，卻從不探索、拷問自身的潛意識。最後他引美國詩人艾蜜莉．狄金遜〈我無法因死亡而駐足〉，帶出電影朝觀眾訴說的是：在生一隅的我們，面對進行著的世界，誓可渡化自身，破自生的地獄。

鄧皓天看《幸福晝鳴曲》，及同樣由導演米雅·韓桑-露芙（Mia Hansen-Løve）執導的《從前. 現在. 將來》，除了讚歎執意使用35mm菲林拍攝的唯美鏡頭，更喜歡電影中憂喜纏綿得過份真實的角色。每個角色都是充滿人性的，可憐之處不失可恨，可恨得又惹人憐惜。《幸福晝鳴曲》述一個單親媽媽如何奮身對抗中年危機的故事，偶然和老朋友擦出第二春，後來卻發現自己只是他的情婦。電影呈現出人生混沌的本質和人性的多面性，面對種種處境，珊迪娜起初都無法原諒自己，但她坦承面對自己的軟弱和慾望，並尊而從之。故事中沒有驚天駭人的大道理，主角也不是擁有完美人格的聖母。但那些由日常編織而成的小確幸和溫暖又偏偏那麼觸動心弦，好讓我們能與珊迪娜一起從無可逆轉的宿命中回顧、哀悼，和釋懷。

小煬訪談詩人陳牧宏，以〈島嶼同志，生死愛慾〉為題，意圖呈現其詩歌風格。陳牧宏是台灣詩人、精神科醫師，著有詩集《水手日誌》、《安安靜靜》、《眾神與野獸》。寫詩二十餘載，他始終執著於同志的生死愛慾，不斷探索島嶼與同志之間的深層聯結。成人片商將他的〈活著〉拍攝為影像詩，入圍台灣「Q Power」影像創作獎，跨越媒介與色情的邊界。二人圍繞什麼是同志詩、自我邊緣化、醫學與詩歌之間的關聯以及當今時代下同志回望創傷的處境進行討論，從中發掘詩參與社會議題的進路。

《方圓》今年的系列主題是文學與影視改編，旨在探討經典文學作品如何被改編成影視作品，並與時代及大眾產生共鳴。今期就以近期熱播的影視劇《繁花》作為切入點，探討原著與改編、上海與香港的對讀。其中幾篇評論文章分別從不同角度解讀《繁花》，包括女性視角、香港濾鏡、幕後秘辛等，亦收錄了一些散文和詩歌，營造出一種鬼氣森森、死亡旁觀的氛圍。

流行歌可能是商品，但無可否認的是往往有著哲學思想以及一眾歌手、填詞人、作曲、編曲、監製心中所表達的人生意象。明月探討在麥浚龍的大碟──《天生地夢》中〈生死疲勞〉、〈顛倒夢想〉與〈弱水三千〉的三首歌詞，逐一拆解。倘若浮生若夢，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呢？

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代表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奎斯（García Márquez）逝世至今十年，在其誕辰3月6日全球同步出版其最後遺作《八月見》（En agosto nos vemos）。書名遙遙呼應與妻子的生死之約，此作更是馬奎斯首次以女性主角書寫生死愛慾，繁體中文版沿用葉淑吟翻譯，由皇冠文化出版。

陶國璋常以莊子的「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自勉，在不斷追尋真理的同時，也不失對現實世情的關懷，把看似離地的哲學與日常生活緊緊扣連。他退而不休，今年與趙善軒合著《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下稱《再》），並出版《會通佛家、康德、海德格爾的〈齊物論〉》（下稱《會》），呼應先師唐君毅「花果飄零，靈根自值」一語，教人在動盪中安身立命。

中、日、韓都將Pluto譯為冥王星，顯然是承繼了天王星、海王星的命名法。有趣的是，越南語卻將之譯為「閻王星」（Sao Diêm Vương），這顯然是將西洋神話與佛教傳說對應了起來。閻王一詞來自梵語閻摩羅闍（Yamaraja），本義為雙王。婆羅門教中，閻摩乃是日神之子，娶龍鳳胎姊妹閻糜（Yami）為妻。閻摩為了替人類尋找到達天界之路，自願死亡，因此主掌冥界。他常帶著兩條狼狗在人間巡遊，將死者的靈魂接引到天界。不難發現，人類早期神話中對於死神、冥王都不吝「賜予」一個伴侶，普路托如此，閻摩如此。巴比倫的女性冥王埃列什基伽勒（Ereshkigal）的丈夫為疫神奈伽爾（Nergal），古埃及冥王奧西里斯（Osiris）之妻為魔法女神伊西斯（Isis），中國先秦神話中北方天帝顓頊的神佐玄冥（或玄武）則是龜蛇合體，有「媾精」之象。至於普路托的搶婚，也非出於瞬間的情慾爆發；作為死亡化身的他，卻仰慕象徵著春天生機的小女仙。這大抵是基於先民「生死同構」的觀念：生命與死亡只隔著一扇門，悟得此理，就能推開這道門，「死而復蘇」。

《椒麻堂會》不僅僅是一部電影，羅加諾影展的評語如是寫道。觀看這部電影，朱嘉喬覺得就如緩緩打開一幅卷軸畫，畫內畫外，戲內戲外，是跨越半世紀的歷史變遷，又是一個小人物跌宕起伏的一生。

行為藝術是當今受誤解最多的藝術形式，談到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大家想到的可能是她和烏雷（Ulay）對立拉緊弓箭的一幀照片，在她的自傳《疼痛是一道我穿越了的牆》中，道盡這位行為藝術教母和情人多年來的相生相剋、相愛相殺，一路將自己推向恐懼、痛苦、筋疲力盡的極限，追求情感與靈性轉化、絕不妥協的危險旅程。

盛夏日子，客廳裡放著的切花一天一天衰敗，本周的瓶花放著朱蕉、鬱金香、桔梗、蠟梅、庭園玫瑰、地榆、小菊、粉雪、胡蘿蔔花、黃花、金合歡與尤加利葉，一大把繁花盛放。我總是以為，一室有花，就能在平凡日子裡平添許些精緻。然而，剪花易謝，鬱金香一晚就凋謝，玫瑰不耐熱，就算每天剪枝換水，還是緩緩垂下了頭，其他的花開到荼靡，散發著濃重的乙烯，一大束花從豔麗到凋謝，不過是幾天之間的事。花瓶從大換到小，一束花慢慢變成一小把，最後剩下幾支最是耐放的，比如菊花，比如乾燥了的尤加利葉。

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後人間喜劇》不過是一年時間。董啟章再度交出新作《香港字》。此書在台灣的預售套裝特別邀請台灣日星鑄字行張介冠先生重鑄「愛者不懼」鉛字組。「愛者不懼」是黎幸兒上吊自盡前留給戴復生的最後遺言，也是貫穿全書裡最悲痛的四個字。香港字的前世與今生，戴氏家族故事，在真實與虛構之間，連成一本悲憫之書。

走過灣仔的軒尼詩道，劉偉成想起與小思的一次灣仔散步。從小思童年逃避戰火的記憶，到劇壇名宿南海十三郎流落灣仔街頭多年的生死傳奇，還有新亞怪魚酒家的奇聞，三段往事，展現了不一樣的軒尼詩道。

《叔》打開了很多關係，但並沒有一一解決，反而讓它們平坦地、靜靜地攤開。阿清躺在床上睜開眼，靜靜看著阿柏的背影；阿永輕聲的敲門要阿海把音量收細；阿海微微蜷曲身子，就側躺在床上照著少量的光；以及最後阿柏緩緩步入教堂，坐下來，嘴唇震動，想哭，未哭出來，就這樣完結。作為觀眾，總想責備導演的殘忍，傷害藏在各細微之處，無法處理。

蜷川実花不止拍太宰治這個渣男，還拍他身邊的三個女人，梁偉怡在這篇影評寫到，這三個女人在蜷川実花的鏡頭下，都在關係中強悍地予取予求，絕非為愛為家庭為男人犠牲的愚蠢小女人。有一點要吐槽的是，明明電影描述的是三個有獨立個性的強悍女人，但中文譯名讓她們都變成了太宰治的女人，失去了三人的主體性。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邱剛健生於福建，長於台灣，作為編劇成名於香港，中年移居紐約，晚年卒於北京，身份的歸屬並不分明──也許他只屬於他所鍾情的豪放盛唐和縱慾晚明。

劇場編劇黃詠詩，代表作品有《賈寶玉》、《香港式離婚》、《破地獄與白菊花》等。關於婚姻、死亡的主題，黃詠詩一向被人覺得絕、「去得幾盡」、鬼才。今次「好想藝術．自作業」，黃設計了一條路線，由銅鑼灣這個創作的起步點出發，看城巿的不同風景，同時思考藝術與人生。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