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詩人崔舜華傳來王文興的悼文，想起他輩文青的現代文學啟蒙讀物，書單之中必然列有《家變》，而王文興的小說語法有「破中文」一說，令他得以忘掉70年代社會的勒喉令。文中也憶述了崔舜華於《聯合文學雜誌》和《文訊雜誌》任編輯的時光，關於《剪翼史》難忘的新書訪問，以及截稿日傳真機發出的嗶嗶聲。

詩人寫小說，也許平常不過，但如果詩人寫武俠小說呢？曾拿下台灣金車現代詩獎的「最年輕得主」韓祺疇，於本年的「天行小說賞徵文比賽」獲獎而得以出版其參賽作品《虛風構雨》。與傳統武俠小說不同，這部具有後設元素的武俠小說，不僅以「九流十家」作為派別，更將不入流的「小說家」秦顧設為主人公，連同縱橫家懷玉，兩個末代傳人，對抗儒法大道，足見其破格創新與匠心獨運。

臺大外文系昨晚發出信件，證實現代文學小說家王文興於9月27日辭世，為尊重其遺願，彌撒儀式將不公開，僅至親家人參加。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多年來深耕東亞文學研究，自2014年起，舉辦多屆台日韓作家跨國研討會，在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後，今年3月以「疾病與文學」為主題，邀請多位台日韓作家與會。曾以《最後一個人》獲「2021Openbook好書獎．年度翻譯書」的韓國小說家金息也在受邀之列，Openbook閱讀誌特別摘錄研討會中，金息與日本作家星野智幸、台灣小說家何致和及張亦絢四人的對談菁華，現由文學媒體「虛詞」轉載，以饗讀者。

萬瑪才旦是中國境內第一位拍攝純藏語電影的導演，其小說改編成電影後於國際影展屢獲獎項。2005年，首作《靜靜的嘛呢石》描述了一個小喇嘛對電視劇的愛好，刻畫了藏族傳統文化、宗教與現代、世俗生活之間的衝突，獲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那年剛好是中國電影誕辰100周年，萬瑪才旦曾指「100多年的歷程中，才有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藏族自己的電影」，雖是一種肯定，卻也「感到了一種深深的悲哀」。2015年，他憑《塔洛》贏得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當中「塔洛」在藏語意指「逃離的人」，全片雖以藏語發音，但主角塔洛卻能以漢語流暢地背誦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2018年，由王家衛監製的劇情片《撞死了一隻羊》涉及藏傳佛教中的「輪迴」命題，是首部在香港公映的藏語電影，獲頒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獎。

崔舜華專訪小說家甘耀明，分享他最新推出的長篇《成為真正的人》。透過這部奪下三項大獎的優異小說，盡見甘耀明建構場景、鑄造細節的本領，箇中的本事從何而現，甘耀明在訪問裡談及如何才能說出一個好故事。

今年已讀不回最後一集，青年作家勞緯洛帶來吳明益的短篇小說集《苦雨之地》，一齊開發大腦，感受自然環境的溫柔與生機。作為近年在台灣成為最受注目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吳明益的創作一直關注自然生態保育和台灣原住民等議題，想了解人類面對自然感受的倫理與美學的重要一課，記得收看。

對吳明益來說，寫作以外，於不同院校執教多年，原來教書是人生中很感苦惱之事，而對於文學獎與寫作之路的關係，到底是誘惑還是成為盲目追逐的目標？吳明益對文學獎的改革顯然有著更多反思。

近期因為《天橋上的魔術師》被影視改編，讓原著作者吳明益的小說作品受到廣泛討論。在訪談之中，吳明益不但討論到類型小說跟純文學之間的關係，亦提到自己當初離職全心寫作的經過，當然，還有自己對「中華商場」念念不忘的自身情感。

新加坡當代最重要的作家英培安，突逝於華文文學黯然的天空，馬華文學館主任許通元撰文悼念，分享與英培安相聚的時光，以及有關草根書室的點滴。

當你深愛一個人的時候，你會切實地關心甚麼才是對他好，甚麼會毀了他，而愛鳥或愛動物亦應基於同樣原理。

我和多數人一樣，因胡波的死亡而認識他；但在認識其作品以後，卻從此忌諱提起他的死亡，因為如果讓死訊壓壞死者優秀的作品，是大不敬。我先讀其中短篇小說集《大裂》，後才去看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於我而言，以胡遷之名寫的這本書，比電影更高一籌。

關於小說家駱以軍，他的敍事彷彿來來回回，都會回到這些書寫零件上。最近在新的散文集《純真的擔憂》面世時，我又重臨一種好像以前讀過的感覺——déjà vu，既視感。

極少現身公眾場合的鍾曉陽，她的名字首先出現在中學教科書，《停車暫借問》，十八歲的首作恍如傳說。2014年，《哀傷紀》出版，她的名字又再出現，透過訪問文章又知道一點她的事，不多，而鍾曉陽始終包覆在一團謎霧中，直到今天，她坐在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