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閱讀更多)

國既不是我們的國，這個國又顯然沒有值得我們付出愛的條件，那麼我們宣稱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愛，那是出乎本心，天公地道，更可以理直氣壯，不必遮遮掩掩，欲說還休。 (閱讀更多)

愛國有充分的正當性，有榮譽感沒有罪惡感，有衝動沒有壓力；自我感覺良好，又可以理直氣壯批判別人；既對黨和國家盡了一份力，又可陶醉於自己未改「初心」——這是最安全而又最能體現個人價值的事情。至於批判現實，反省制度，保護香港，反抗壓迫，那要冒被標籤為反革命的危險——最慳水慳力的選擇，當然是愛國愛黨，更別提有現金津貼那種事了。 (閱讀更多)

創作《臉》時的蔡明亮無疑在重施故技，卻為羅浮宮注入了新的意義。 (閱讀更多)

以《壓迫與自由》（Oppression et Liberté）所輯錄文章寫成的年代（上世紀三十年代）而言，竟比大多數左翼思想家更早體察到布爾什維克政權的真實本質，如此充滿洞見不禁令人配服。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