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桂桂以「困獸鬥」形容自己一家自後確診的狀況，家裡突然變成鬥獸場，沒有防禦裝備，沒有武器，沒有隊友。我只有自己，以及敵人，而「白色的測試棒上出現兩條被猛獸尖銳的指甲劃過的殷紅血痕」，被家人感染到痊癒的過程，彷彿就是跟無形的獸作戰。 (閱讀更多)

沐羽形容，懷念住隔離酒店的日子，而在香港與台灣的隔離日子感覺不同，「在香港的二十一天我住銅鑼灣八樓好高騖遠，在台灣的十四天我在高雄二樓看著美麗島站⋯⋯在香港時我與朋友們線上喝酒，聊文學聊感情聊工作；在台灣時有朋友剛好騎車南下，一台紅色檔車停在酒店樓下，隔窗講電話像探監。他帶啤酒給我，我把一本文學理論從窗戶丟下去給他。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啤酒，那麼，以物易物就這樣成了。」 (閱讀更多)

曾經，整個沙頭角都被劃入禁區範圍，戒備森嚴。但自從政府十年前解禁大部分區域，現在只有尾站的沙頭角墟仍為禁區，幾乎只有居民能夠出入。而王宛居住的担水坑村，正好位於禁區界線前。 巴士站附近豎立了白色的告示牌，冷冰冰的電腦字體清楚表明「邊境禁區 前面200米」200米——只要全力奔跑30秒就能到達的距離，為甚麼在禁區的界線面前，卻這樣遙不可及？ (閱讀更多)

張婉雯坦言，她認識的寫作人，全部都要兼職打工，多數是教書，不然就是編輯。對很多人來說，香港文學就是金庸衛斯理；他們自然有他們的貢獻，但其他同樣在貢獻自己的人，只能當教／社畜。生活安穩最重要，讀理科做醫生最好，夢想不能當飯吃啊。 (閱讀更多)

董新果認為，會分為四個時期去描寫他和家人確診前後的身心狀況。而迎接後疫情時代，COVID 的走向仍然有待觀察，但我們的心理狀態肯定有所不同。我們重新了解世界，我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我們看透了宿命的現實。事情有時會來個大洗牌，一些以經濟發展為傲的人口大國，卻會因為人口密度過高而爆發疫情。病毒會繼續變異，疫情不會如某些人在新年許願所說般「消失」。如何重新計劃人生，張開雙臂，擁抱新時代的來臨，是我們這代人的命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