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當我推開睡房的門時，發現裡頭徹底地被人弄得一團糟。東西都給人翻箱倒櫃的，散落一地。地上留下一個掏空了的膠袋。

雨傘之後，兒子退居劏房，時代與街頭，通通都過於龐大又無從掌握，於是他將力氣從運動轉移到經營關係上。他上班、賺錢、渴望與伴侶平靜過活。在沒有英雄的時代，他不過想做一個人。

邀我寫專欄的人說，那怕我滿肚子不合時宜，也想聽聽，很好。但我打死也不承認自己不合時宜，因為我根本沒有時宜的浮念。甚麼是時宜呢？時間，不是一直流動、變化麼？更不要說相對於不同的空間了。至於適宜與否，真是見仁見智。對我來說，沒有時宜，於是也沒有不時宜。我平日翻閱的，往往不是時宜也未必不時宜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