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某個炎夏，阿佳來香港快一年了。 余從周的小說從一名海豐偷渡客寫起。阿佳原名李寶佳，靠「抵壘政策」留在香港，卻因鄉音與語言隔閡，在登記時被寫成「李保家」。白天，他到九龍城碼頭等待工頭點名，靠扛麻包、搬貨箱掙錢；晚上回到山上的寮屋，把房租和生活費逐一扣起，再將剩下的錢藏好，盤算着寄回家鄉。

四個女孩，相隔超過一個世紀，卻在同一座德國農舍裡經歷相似的恐懼。德國導演瑪莎・施林斯基（Mascha Schilinski）的《墜落之聲》（Sound of Falling）橫跨 1910、1940、1980 至 2020 年代，以非線性敘事交疊四代女性的生命。 作者賴而南指出，四個年代看似截然不同，女性遭遇的苦難卻有著相近的根源：「女性從未真正地擁有過自己的身體。」從戰亂下的性暴力，到當代女孩面對男性目光時本能地蜷縮身體，壓迫並未消失，而是改變形態：「女性看似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對其身體自主權的剝奪依舊存在，只是隱匿在更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

讀詩三首。飲江傳來〈太陽底下無底下〉一詩，調寄經典民歌《If I Had a Hammer》，以「唔好意思」貫穿全篇，在醫院、難民營等意象跳接之間，終歸於「太陽底下無底下」的喟嘆；徐竟勛在〈鳥籠〉藉獨居的龍叔從香港購買鳥籠回鄉販賣的往事，勾勒一代人離散與歸返中的淡然孤寂；鍾卓言的〈偽小資產階級的自白〉透過日常絮語拼湊當代青年的生存狀態，在自嘲與長輩絮叨中，呈現一種既享特權又深感無力的世代寫照。

台灣作家、詩人曹馭博讀畢約恩・福瑟（Jon Fosse）的《閃光》，指出相較成名作《Septology》，《閃光》反轉死亡視角，融入卡夫卡式困惑與柏拉圖洞穴寓言的顛覆，提出在Fosse的邏輯中，現實才是洞穴，瀕死的光芒才是引領我們進入未知世界的太陽。曹馭博認為《閃光》真正的命題，是「啟蒙」源於內部的黑暗。人必須先理解體內之暗，才能接受外在光芒，讓光「與你同行」，而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便是死亡。

黎喜傳來小說，講述蘇聯太空人塔季楊娜死後，國家將她塑造成為國捐軀的「鐵女人」。「我」作為她的愛人卻在回憶中拼湊出一個截然不同的形象：一個會為綽號大笑、渴望自由、與她夢想逃往加拿大的伴侶。當官方的宏大敘事掩蓋了私密的真相，「我」只能在孤獨中反思她們的過去、體制的謊言，以及塔季楊娜那趟飛向太陽的單程旅程。

1967年被日本萬國博覽會協會委任為主題展覽製作人的藝術家岡本太郎，透過鮮明狂放的風格創造象徵貫穿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萬物能量的太陽之塔，陳韻紅乘大阪單軌電車至「萬博紀念公園站」，順著站外的斜坡走向寛廣之地，流瀉的豔陽滙聚成旋渦狀的光流，為她傾注能量迎接將這趟朝聖之旅。

《克拉拉與太陽》是諾貝爾得主石黑一雄在2017年獲獎後，第一部發表的小說。承繼著他一貫細膩、深刻的筆調，但藍玉雍認為，《克拉拉與太陽》獨特的地方，是從一個機器人的視角，來描寫這個故事。換言之，他從一個常常被認為不具獨特性，卻一直陪伴著人們的機器人，去反思人的獨特性。而這種感覺和以複製人的角度，探討生命和存在的意義完全不一樣。

石黑一雄獲諾貝爾文學獎後的首部作品《克拉拉與太陽》，一個太陽能機械人的故事，引起了文壇的廣泛討論。機械人可以成為人類嗎？石黑一雄並沒有回避這些問題，但同時，他亦沒有想要以科學和理性的角度回答這類問題。小說以有人類長相的機械人克拉拉為主體視覺，小說有趣的地方是，它正好提供了「機械人書寫」的實驗。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推出新作《Klara and the Sun》，是他獲獎後第一本小說。新作繼承他以往的作品風格，新書以人工智能Klara作為出發點探討人性，而石黑一雄本人亦形容新書的故事介乎《長日將盡》和《別讓我走》之間。

有一群先知不斷把手按在聖典宣誓／信誓旦旦，像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