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台灣的「獨立書店訪視員」寫了一篇奇文，說自己不買實體書，業界嘩然。文化部適時回應，即時停止其職務，也是恰如其份。筆者以為，該訪視員最大的問題並不是發願不買書，而是行文之間，顯見他根本不懂書，不懂書業，更不懂書及文化的重負。這樣的人物，實在有負民望。

正如洛楓的疏理提醒了我們，原來已經有那麼大批的香港作家，以華文書寫紀錄過新冠期間的疾病經驗，我們知道這些作家所記下的香港的經驗，不單是在覆寫現代文學，且延續著香港自身的疾病書寫傳統。若我們承認這些香港書寫中旳「疾病」隱喻，所承載的，像蔣曉薇所說的，是一種超越盲目的絕望與希望，像傳染病似的負面情感，我們似乎需要進一步肯定的，就是積累這些疾病的人文思考和文藝隱喻的過程，必須建基在一個，從來未曾被香港大專的中文教育和學科研究體制，甚至是所謂「疾病書寫」的研究範疇，所承認和涵蓋的，一直更多歸屬於香港中學和特殊學校的視藝教育，又或今日，所謂共融藝術的發展脈絡裡。它有助我們思考，不專心檔案庫這個概念，不單是描繪「健視」老師和「殘疾」學生共同享有的「創作」時刻，它還涵蓋著更廣泛的，隱沒在隱喻的意義以外 ，記錄不同社區、社群「失能」身體的創意潛能。

#Me Too運動，是一場自2017年底始於美國，旋即席捲全球的反性侵及性騷擾社會運動，運動的核心宗旨在於「用同理心實現賦權」，讓不同種族與階層的人都可參與，並互相團結起來。然而，這場運動發展以來，也引發很多爭議及討論，如對於構成性騷擾的條件、性表達的自由、如何確認指證的可信性、對受害者的協助和支援等等。這些對Me Too支持者和批評者而言，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而有效的討論，正是性別平權上重要一步。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可能是歷來賽果最受外界質疑的一屆。新一代電影以過半數提名，撐起了半張提名名單，惟最終得獎比例卻相對少，引來坊間質疑：到底金像獎有否真心希望扶持新人、推動世代交替？再加上《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的爭議，更增加了外界對金像獎機制的質疑。網絡狠批者眾，但真正在做電影的人怎麼看，到底新世代電影如何能夠有更多支持和機會、機制能否更開放和公平，這些問題都需要具體而切實地談論，也需要業內人士的真誠回應。

海港與島嶼，經歷無數變遷、潮漲潮退，從文學世界中，我們總能回顧一二，重新建構變幻以前的社區。今屆香港文學季以「水土不伏」為主題，透過文學，我們創作、感受，連結這座熟悉且獨特的城市，以文學藝術視角重新觀察「水」在香港所擔當的角色，重看舊日回憶，認識本土歷史，再往理想出發。

香港文學生活館早前與獨立出版迷你書展主辦「斑駁療傷，理論日常」讀書會，作者鄧小樺與城巿研究者何雪瑩，在評論人江祈穎的主持下，跟一眾讀者相聚富德樓，漫談在書寫中如何讓昔日與當下對話，亂世之下怎樣面對挫折與療傷。

近讀劉建均早前對《浪跡天地》的評論，陳廣隆認為它是相關影評中，寫得甚為出色的一篇，有些論點更值得仔細討論，並對此作出幾點回應。當我們回憶觀影歷程時，如何明確分辨自己到底在甚麼時候生出怎樣的情感並得出怎樣的結論，陳廣隆借這篇文章嘗試分析。

在香港運動烽火連天的時候，去討論左翼，難免有點不合時宜，但這從來就是左翼的處境，經常地不合時宜，李達寧推介墨菲的《寫給左翼民粹主義》，正是要回應這種左翼與自由派的裹足不前。

奧斯卡經典電影 Good Will Hunting 本有追求良善的意思，面對當前的困局，同行善良之路或許就是教育的真義。

梁文道日前在蘋果日報專欄「普通讀者」中撰文述及，他自台灣寄書回港，受到順豐快遞審查而有三本書遞送不果。此事馬上引起關注，令人憂慮香港的物流及出版業是否存在不知名的審查而自由受限。梁文道要求順豐回應。

關於今屆書展的一筆，也真是說來話長。那惡俗的海報並不令人意外，香港官方的設計從來都是話柄或笑柄。十元紙幣、飛龍圖案、特區廿周年標誌，無一不成設計的反面教材。香港文學書刊設計何嘗不是或過或不及，強差人意而已。

近日，譚以諾回應我刊載在「虛詞」的《盧麒之死》評論，六項意見引起我許多反思。在回應前，實在要講句多謝，因為他的回覆，令我的評論沒有成為單聲道。我亦期待有更多《盧麒之死》的讀者回應我拙劣且尚待斧正的分析，借此衍生更多與小說相關的討論。這才是評論者最感高興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