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1日，世界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 Milan Kundera ）因長期患病，在巴黎離世，享壽94歲。他一生以作品揭示命運的現實和時代的荒誕，卻因諷刺共產政權而全面被禁，被開除黨籍和革職，但依然無阻他的寫作。 2021年上映的紀錄片《米蘭昆德拉：從玩笑到無謂的盛宴》，是他的首部紀錄片，也是他的最後寫照。故此《虛詞》編輯部整理小輯，收錄朗天、鄧正健、李敬恒的悼文，以及飲江的悼亡詩，讓我們繼續追悼這位當代文學大師。

由希望學編輯團隊製作的《異鄉港孩》剛剛出版，當中訪談了文化評論人鄧正健一家五口移遷英國的故事，以及他對於兒童教育、身份認同的想法，但他認為自己難以再藉着香港人的身份說話，而是更明確地構成了一種離散的身份，同時亦不欲將香港人的身份強行灌輸到子女身上，因為他們應當擁有選擇自我身份的權利。

因著米蘭．昆德拉辭世，鄧正健撰文悼念自己文青時代的偶像之死。生命是輕，但因為不能承受，所以讀來沉重。昆德拉之所以能在他的文青時代紮根在心，是因為展示了一種文學哲學化的敘事可能。

位於太陽系最外圍的冥王星，曾經被視為第九顆行星，鄧正健從冥王星在「行星」之列被除名，由此談及自己的次子，覺得他神經多樣性的氣質，在孩子們之間就像冥王星一樣在外圍漫走，他那位隱形的「內在朋友」，自他多樣而美麗的心靈裡投射出來的偉大友誼，亦如同查隆跟冥王星一樣。

香港文學館製作的全新文藝清談節目《藝文在線等》，上月底開始在網絡平台首播，首兩集話題圍繞近期大熱的 AI 聊天機器人ChatGPT，從文學角度討論人工智能現時的限制，並談及幽默、反諷、侘寂等關鍵詞，節目播出後亦在文藝界引來不少後續討論，《虛詞》編輯部整理相關內容，並與曾卓然、鄧正健再作訪談，更深入探討 AI 是否能夠學習自我反諷的寫作風格。

曾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於2023年3月3日離逝，享年88歲。董啟章自言大江健三郎是他最崇敬、影響他最深遠的當代作家，這位高產的作家，堅持以「曖昧」戰鬥，小說以繁複和艱深著稱，深入政治、社會、宗教思考，以及知識與文學的討論。至於鄧正健則視大江健三郎為一位父親，因為大江健三郎小說創作的關鍵起點，正是他那個被稱為殘障的兒子大江光。他以向死而生至走近終點的心靈，表述出對未來孩子「共同生活」與「和解」的寄望。

大江健三郎首先是一個父親，還是一個小說家？得知他逝世的消息，鄧正健不期然想到這個問題。從《致新人》開始，一本一本讀回到《康復的家庭》，儼如聆聽著老去的大江健三郎，既在跟童年的自己說話，也在跟未來的新人說話，之間的紐帶，就是一棵樹，連結著人類的集體無意識，歷史、社群與未來，小說家大去，但樹仍在。

年近歲晚，最常聽說的話就是「年近歲晚」，但對於人在異國的鄧正健來說，這一年卻心情複雜。終於不用到銀行唱定紙幣封利是了，因為拜年不是今年的過年活動了，利是自然不用多封。「我只在那小包利是封裡抽出六個紅撲撲的，再在銀包裡抽出六張金黃色十英鎊紙幣，一封一張的封好，待大年初一，便派給三個孩子。從今以後，他們再沒多少利是逗了。」

鄧正健雖沒有親身的戰爭記憶，但聽過、讀過不少。兩次大戰（尤其是二次大戰）改變了人們逃避戰爭的模式：防空洞終於被發明了。空軍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們戰爭模式，陸軍未到，空軍先至，空襲既成了軍事行動中的重要戰術，也構成了平民對戰爭恐懼的原始記憶。美國畫家洛克威爾有一幅名為《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作品，畫中有一對美國夫婦，妻子正為睡得正香的一對孩子蓋被，父親則拿著報紙站在一旁。此畫產生一顯一隱兩重意涵：顯是在沒有戰爭的美國國土上，孩子尚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而在畫裡沒繪出來的倫敦孩子，這種自由則被戰爭剝奪了。

姜濤新曲〈作品的說話〉以反戰為題，帶來不少有關偶像與文本的公共討論。流行音樂作為跨媒介、專業分工的複合體，作／編曲人、詞人、監製、導演，還是歌手本人，誰才是歌曲的「作者」？而論者和聽眾，如何避免墮入一味以字面「讀」歌的思想陷阱？作為一個喜歡聽歌的人，賴展堂試在這篇文章回應一二。

對酒的經驗，與色無關，於鄧正健而言，不但像延綿多年的成人禮，更想到酒仙劉伶。劉伶最著名的事跡，莫如他發酒癲在家中祼跑，友人見狀嘲笑，他就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家，房屋為內褲，你為何走進我的內褲裡呢？」據《晉書》載，劉伶常常拿一壺酒，就坐上鹿車走入森山，並著隨從把鋤頭帶來，並囑咐：「死便埋我。」這直如一個有自殺傾向的酗酒者自白。但劉伶既要醉生夢死，每天大醉，也不屑估算那是否最後一次他的酩酊大醉。

鄧正健早前就黃碧雲的手造書《附件三》撰文，指作品反公共及冷眼政治，李薇婷對此卻有所質疑，在此回應中再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在胡金銓的電影裡，一個客棧便是一個江湖，胡金銓擅於經營封閉空間裡的武打場面調度，在客棧空間裡，最精彩的是試探、圖謀等「暗鬥」，這個江湖雖小，卻絕不單薄，胡金銓在有限的空間裡呈現無限可能，更顯其靈動性。

漢德克在南斯拉夫的政治問題，長期表現出一種「文學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的矛盾面貌，尤為令人反胃的，是他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米洛舍維奇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的所作所為，並在戰爭結束後寫下兩篇遊記《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的冬日之旅，或給塞爾維亞的正義》（Eine winterliche Reise zu den Flüssen Donau, Save, Morawa und Drina oder Gerechtigkeit für Serbien, 1996）及 《冬日之旅夏日補遺》（Sommerlicher Nachtrag zu einer winterlichen Reise, 1996），試圖為塞爾維亞種族主義「平反」。

《無名指》是一次對上述現代主義文學狀況的逆向實驗，李陀三番四次表示過，要繞過以普魯斯特、喬伊斯和吳爾芙等現代主義文學名家為代表的心理描寫套路，回歸以「對白」呈現人物為小說手段的偉大傳統。李陀列出來的標竿是曹雪芹和托爾斯泰，我們也輕易感受到他在小說創作上的復古態度。

聽布魯斯．史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Live，比聽他的MV好——其實我是從未聽過他的Live，我聽的都是YouTube上的錄像，但其音樂的爆破力已足夠打穿電腦屏幕。

該怎樣說她的美，才夠貼切？譬如說「優雅」吧？說法似乎有些俗套。我多年來分辨歐陸和荷里活經典女星的方式：歐陸（尤其法國）是文青女神的搖籃，荷里活則製造令人明知虛幻的浪漫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