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明暉觀察到，近年不少人以各種名義聚集，如足球比賽或追星活動，目的卻是在社交媒體集體呈現自己。她以追星為例，指出人們熱衷分享自身照片，例如與偶像應援物的合照，而非明星表演本身，反映自戀驅動的「刷存在感」欲望。自戀並非自愛，而是愛他人眼中的自己；演算法放大這種視覺呈現並推動人海影像的流量，使人忽略集體經驗的美感。梁明暉認為，「自戀」促成對集體自我影像的沉溺，這種癖好或許源於對人群帶來改變的恐懼，成為逃避現實的心理機制。

面對目前，面對真實。2023年的文學館議題再成熱話，是因為潘耀明先生七月時宣佈「香港文學館」將於明年四月在灣仔開幕，而引來「香港文學館鬧雙胞」的爭議，在公共空間中再起一輪討論；而同時，由2009年以來文化界對於建設香港文學館的大量討論，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十年來的倡議與爭取，又應置於何地？所以本期〈文學館當刻：實現、想像、時間線〉首先融匯整理今年七月以來，潘耀明先生在各處訪問中提及過的2024年將於灣仔開幕之「香港文學館」之詳情與進度；再者是從《文學是寧靜的奮鬥——香港未有文學館》一書中所收的文章（2009-2015年間），擷取過往文化界人士對「文學館」的想像和倡議，紀錄歷史對照當下。並花大心力整理出一條由2004年至2023年9月的「爭取文學館的平行時間線」，這應是目前媒體上首度將作聯及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兩方的工作在同一平台並置——希望留下歷史的真實，供後人及傳媒行家參考使用。面對「鬧雙胞」這個新聞爆發點，鄧小樺討論名實問題，申述撞名的尷尬和造成的公司損失，表示不會放棄使用「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這個名字。

吳煒倫的畢業作品《転生 = Metempsychosis》（2000） 講述冷色系格調的頹廢都市中，人們都用機器幫自己洗去記憶、免除痛苦；至於何爵天的《FOUL》（2012）就藉一個中學生與其他同輩及師長的對抗，反思權力社會的種種弊病。如果說兩者都有甚麼共通，可能是有關自殺的情景，並獲電檢處評為「兒童不宜」。

作家顏純鈎撰文悼念西西，憶述自己與對方兩次工作上的交集，談到西西對創作的認真態度，以及對香港文學的一往情深，認為西西是香港獨特的存在，本就是稀有人種，在今日這種荒唐末世，更應份絕種了。

由瑪麗亞施拉德（Maria Schrader）執導的德語片《智理想情人》（I’m Your Man），講述古文字學家艾瑪試用一個為她度身訂造的「情人機械人」湯姆。理想的愛侶能否被科學家計算、量化？馮曉彤形容電影哲學與情感兼備，深入挖掘人性的多重面貌，並辯論以機械科技滿足人類慾望的正當性。

筆耕逾半世紀，文字輕盈通達的杜杜，在筆訪談及去年再度復刻出版的《飲食魔幻錄》以及新書《甜美的悠閒》。在他的生命過程裡，痛苦和快樂皆有，但最終理想還是過平靜的生活。如杜杜所言，即使時代再壞，快樂仍是很簡單。

由「思想在煙圈裡捉迷藏。」既酒醉神遊，到「不喝酒，現實會像一百個醜陋的老嫗終日喋喋不休。」既酒醒失神，劉以鬯《酒徒》盡顯現代文青既酗酒同失落。

「夜深最寂靜的時刻問問自己︰我必須寫嗎？假如不寫，是否會活不下去？」讀《人魚紀》之前腦中自動響起里爾克這句話，我想知道，一個寫作者在生命最後階段傾盡心力想要完成的，會是一個怎樣的故事。李維菁選擇了再造人魚公主的寓言。這本最後遺作在她身後才出版，帶著這樣的背景去讀，會實感到一種艱難。

2019年6月17日，有中國網友表示，因在網店「微商」購買了兩本著名自由派學者資中筠先生所寫的書《老生常談》和《美國十講》，而被當局約談三小時。當局稱這兩本書是「政治敏感書」，不僅收繳了讀物、更取出了讀者與賣家的全部聊天記錄，並跨省追查拘捕了書商。

新年流流，大批親戚正在湧來。除了「拍拖未」、「結婚未」這類常規問題，還有一種更惡劣的，一上來就試圖擾亂大家的感情生活，劈頭蓋臉拋出一句：「做乜同佢一齊呀？」聽到這類滿懷惡意的「關心」，你會怎樣答呢？

不用虛想明天沒有痛苦，我們沒有得到誰的保障。如果平安一生在殘酷淌血的社會已成了一份奢侈的盼望，那本應如此的安穩景象已成虛無機率不必自作多情。我們只能在藏有善意的靈魂裡，與美好赴一場約。不怕窮得就僅剩這塊斑斑駁駁的內心，因為那處歲月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