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奇異女俠玩救宇宙》，李薇婷認為電影有意將性別問題前置，並由此談及無可迴避的性別閱讀，透過戲裡的不同情節，從中都能看見電影突顯性別議題，是有意道出「性別研究」的困境：所有問題都要自己來扛。

延續前兩篇「傳承？建構？想像？粵語文學在香港」的對談紀錄，在這篇學術會議整理稿，幾位粵語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繼續分享他們對「粵語文學」的觀點，並回應參加者的各個提問，共同討論現在發生的粵語運動。

國立中山大學臺港國際研究中心早前邀請幾位粵語文學的創作者與研究者，共同分享他們對「粵語文學」的觀點，此學術會議的第二篇整理稿，李薇婷、鄧小樺、關煜星等發言者，繼續探討「粵語文學」及「香港文學」的定義，以及其知識範疇的邊界。

鄧正健早前就黃碧雲的手造書《附件三》撰文，指作品反公共及冷眼政治，李薇婷對此卻有所質疑，在此回應中再談文學與政治的關係。

粵語文學期刊《迴響》引發不少討論，李薇婷以「風吹皇帝褲」總結個人想法，佬訊則在專欄談論在他眼中，構成香港文學的元素；至於惹起熱議的《明報》和《立場新聞》報導，沐羽和黎國威也節錄其中內容，並各自延伸看法。混雜而遊移，是腳下這片水土的魅力所在，也是香港這個地方神奇而偉大的原因。

從策劃的概念開始，《我香港，我街道》的作者群便有意從地區「發現」風景，書內共十六篇小說過半數提及香港的房屋，大量掌故、歷史、風俗的添加，小說的敘事雖然容易受到阻礙，但這種有意為之的資料的充實，卻使這些作品擁有強烈的建立民俗志的意味，將「發現」的風景進一步脈絡化與歷史化。

《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這次想談的是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我姑且稱之為「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如何不以時間而以空間為主軸去思考歷史書寫？

我一度無法適應近年的電競世界。那種由Warcraft III發展出來的五對五即時團隊作戰，甚至有同好組成團體在網吧日夜真人「團練」的競技遊戲。不適應並非因為系統改變所衍生的技術問題。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今年悄然出版的鍾玲玲新書，說是《玫瑰念珠》的新版。迫不及待讀完後，我再一次被鍾玲玲所言之情震懾。如果「言情」就是「說愛」，本年度「言情」之最，非鍾玲玲莫屬了。

近日，譚以諾回應我刊載在「虛詞」的《盧麒之死》評論，六項意見引起我許多反思。在回應前，實在要講句多謝，因為他的回覆，令我的評論沒有成為單聲道。我亦期待有更多《盧麒之死》的讀者回應我拙劣且尚待斧正的分析，借此衍生更多與小說相關的討論。這才是評論者最感高興的事。

《盧麒》的書寫方式不易為人接受，引述的檔案也往往偏離讀者期望。你以為翻開這部檔案組成的小說就有歷史真相，那注定是一次錯許。就連選擇書寫六六動亂的青年盧麒，也是一次錯位——六六之後，六七之前，街上風平浪靜。他的死沒有引來甚麼香港大變化，相對開首引述的新聞而言平平無奇，相較四月五日香港大洪水、九龍暴動而言何其輕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