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幼就聽過一則傳說：「澳門大多數人都知道賭博害人，所以自制能力甚高，我們以賭賺錢，自己卻是不賭的。」這類冠冕堂皇的說話，經常有人公開講，好像很有道理，但又有多少人會真心相信呢？其實我們身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嗜賭的親戚，他們通常是賭光了積蓄再問人借錢，最終輸得傾家蕩產，要靠家人代還賭債，然後大家就很有默契地不再提起這名失敗的賭徒，只會暗暗慨嘆對方家門不幸。

如果說這一輪的深水埗議題，給我們帶來了什麼新的認識框架，至少有二：在香港的社區議題中，出現新的社區持份者—「年輕文化經濟創業者」，令本來「居民」VS「重建財團／政府」的角力想像變得更為多元；在舊區重建的時間段方面，可拆解為細緻多樣的時間段去理解，在開始收樓與整體重建成豪宅群或酒店群的終結點之間，只要延長數年時間，還是可以有新的東西、新的價值被創造出來，那並不止是金錢上的意義，我們的城巿也許很需要這樣的喘息與慈悲。深水埗的多元面貌，平面的廣面與縱面的深度，或者你也是時候知道。進來深處看看。

香港文學生活館2014年成立而來，每年都會辦幾次賣舊書活動，收入支撐文學館日常運作。文學館總策展人鄧小樺指，賣舊書活動向來反應熱烈，吸引城中不少作家、愛書人參與，每次都有人提早幾個鐘頭排隊。

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我們要如何走向社會主義？是要打碎、馴服、抵制，還是逃離資本主義？

與其說抗爭者杯葛藍店，我更相信這是自由市場會發生的常事，一間公司滿足不到大眾的期望，消費者自然拒絕在該店消費，就如TVB沒有根據事實報導新聞，自然在自由市場的機制下沒落。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將政治經濟學結合文化研究，以文化經濟學的進路分析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亂象，嘗試為香港把脈。《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結集許寶強近十年的文章，從一國兩制的消亡，威權管治，民粹政治與情感政治，談到民間如何自救，內容龐雜，但關懷的核心不變，那就是我們在這個極權臨近的時代，該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