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與地方史的關係在近年愈來愈受到矚目，沈艾娣教授（Henrietta Harrison）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之一。她是現今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主要研究是清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華北鄉村與宗教。梁右典傳來沈艾娣《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的書評，書中特別指出在於其從「鄉村」的角度，指出一種以往被忽略的關聯性，以中國山西的鄉村洞兒溝，竟與遙遠的羅馬教廷有密切互動，成為史料記載與歷史記憶的事件，這就將歷史的面貌推進至鄉村內與全球化的可能關聯，由此爬梳它們千絲萬縷的線索，並透過微觀史學與宏觀視野的交相運用。作者是從村莊的角度出發，吸收學界過去從殖民史的研究角度與所得成果，所以作者看到的歷史面貌非常不同，呈現出「融化在參與的人群裏」的想法。

印卡翻譯Àlex Vicente在EL PAÍS發布的文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詛咒〉。文中講述，對於一些獲獎者諾貝爾文學獎是一種詛咒，如瑞典作家Harry Martinson，他認為 1974 年獲得該獎項毀了他作為作家和個人的存在。世紀之交，「諾貝爾詛咒」這個詞開始流行，指的是科學領域的獲獎者，他們在各自領域獲得了最高認可，卻停止了嚴謹的研究，在自己不是專家的問題上發表言論，或者休息了。曾擔任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Horace Engdahl「多年來，少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將該獎項視為一種不幸，甚至是一種詛咒。據說，有些人失去了寫作的天賦，因為他們對這種情況感到害怕，不斷地問自己：這一頁配得上諾貝爾獎得主嗎？」著有《百年孤寂》的馬奎斯認為這個獎項相當於死刑：他觀察到許多獲獎者，如卡繆、 Jiménez、聶魯達、Pirandello和紀德，在獲獎後不到七年就去世了。最近的得獎者也有負面意見。 1996年獲獎的波蘭詩人辛波斯卡聲稱，這毀了他的私生活，讓她變成了「官方人士」。 2007 年獲獎者萊辛在回家的路上下出租車時發現了這一消息。最新獲獎者之一、 2022 年獲獎的安妮 · 艾諾承認，諾貝爾獎並沒有讓他高興：官方部分「沉重」，佔用了「寫作時間」。 「這個獎項讓我成為了公眾人物。在此之前，我只是個作家。現在我是一個偶像、一個象徵，所有那些浮誇的詞對我來說都沒有任何意義。」 文中指出，沙特是整個歷史上唯一拒絕獎座的作家，因為他擔心這會影響「他的著作的影響力」並避免被「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