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火災一事令各界痛心疾首，鄧皓天早前觀畢以大火災難為背景的羅馬尼亞紀錄片《醫官同謀》，指出電影不單止呈現集體創傷，更道出了歷史創傷書寫之不可能及其與創傷論述之間弔詭的辯證。鄧皓天援引王德威的「噬史的檮杌」——現代性與怪獸性，指出戲中既紀錄了官僚體系的平庸之惡，更在改革失敗的絕望中，展現了倖存者無法言說的痛楚。縱使結尾揭示了改革的無力，但片中人物透過共享失去黏合破碎自我，在絕望中以共同的「失去」抵抗遺忘。

克琹讀畢葛亮小說《靈隱》，認為葛亮以精湛的文筆，將香港「弒妻案」、SARS與疫情等真實「現象」融入故事當，更以三段鏡像構築小說結構，令整本小說宛如一封寫給疫後倖存者的深情「情書」。小說的故事精彩，甚有許多值得思考玩味再三的句子，一如既往地交織飲食文化、語言變革與人性幽微。

葛亮的作品中，無論是書寫歷史流遷的「家國三部曲」《朱雀》、《北鳶》至獲得第十屆「紅樓夢獎」首獎《燕食記》，還是將匠人技藝延伸到小說核心意念的《瓦貓》、《飛髮》、《書匠》、及由三聯出版的新作《靈隱》等，都能見到葛亮捉住一個將要或已然消逝之物，試圖將其留在歷史的刻度上。 葛亮認為典型的「民間」文化場域，以邊緣化的位置提供了歷史觀看的獨特視角。這一微觀的空間，它賦予了歷史上某一個時刻的準確定義，甚而超越了集體回憶這個概念。對葛亮而言，空間不只是語言，更是一種語法。「城市由街巷所組成，哪怕是開闆與跌宕的都會。悲喜劇交相輝映的背後，也包藏了砥實的人生。」在書寫香港城市的細節中，發現自己對香港厚重的情感。就像人站在海邊，當意識到潮汐來的時候，海水已經漫過腳背。 葛亮試圖透過眼睛追溯歷史，繼而成為歷史的在場者。他的新作《靈隱》根據近年教授殺妻案為因由而寫成，將重心放置在個體對歷史的折射。在《靈隱》裡他想探討的是個體於城市見微知著的意義。主人公在不斷的進行內心的拷問，也在不斷檢省自己的身份認同，同時不斷地梳理與應和他與這個城市之間的關聯。最後，提出人可被超越時間的物所引渡，從無知到所知。 「人對自己往往是等不起的，但人可以等物。當真正到了某一個節點，物得以和人相遇。人便有了託付與安放。」

這次想談的是黃碧雲《盧麒之死》的、我姑且稱之為「空間化的歷史詩學」。如何不以時間而以空間為主軸去思考歷史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