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泰傳來《我這一代人》書評，從「狐狸型」與史華慈的「雙方面」辯證法入手，解析這種治學方法如何內化為李歐梵觀照世界、安頓自我的方式。書中人物多有離散經歷，卻共同維繫對「文化中國」的認同，李歐梵因此有立足邊緣的自覺，使他不囿於中心，樂意向邊緣張望，遂形成多元的文化視角。書中穿插李子玉文章，以「複調」讓回憶不止一種聲音，也讓這幅一代人的群像，隱隱浮現出勾勒者自身的側影。

荷里活鬼才導演昆頓塔倫天奴素來以閱片量驚人聞名，不論甚麼類型的電影都是他的涉獵範圍。塔倫天奴曾言：「當人們問我有沒有上過電影學院時，我總是告訴他們：『沒有，但我都去戲院。』」近日他作客作家 Bret Easton Ellis 的 Podcast 節目，公布了他心目中21世紀二十大電影片單，片單中既有主流備受讚譽的作品，亦包括鮮為人知的冷門佳作，讓影迷一窺他的個人品味。

陳躬芳傳來《潘廣樑札記：一個香港人的時代紀錄1920-1970年代》評介文章，指出潘廣樑堅持書寫日記長達68年，以平民視角記錄著他從潮連鄉間到廣州、香港的生命歷程，映照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廣州起義、日軍佔領香港等風雲變幻時代。日記中的半文半白「嗚呼哀哉」文體，承襲晚清民初嶺南悲鳴風格；記述戰火下的普通人求生、鄉愁思緒，以及對香港身分認同的轉變，為研究大時代下的個人生命史與西營盤地方史尤為珍貴。

葉蔭聰認為游靜的新書《天堂春夢》並沒有為「香港」下一個剛性定義，「若勉強歸納，大概就是香港公司籌劃的商業電影吧」，只要能用來理解香港電影的，她也嘗試追溯。因此，他認為游靜打開了不少超出我們想像共同體的系譜，而那些系譜呈現出人脈、電影類型及其演變、意識形態主題，三者互為貫穿。游靜的「史論」以周星馳收結，論述其電影的無厘頭與九七的關係，葉蔭聰看見游靜另闢蹊徑的解讀，點出了由粵語片的鄧寄塵、梁醒波等開始，至周星馳電影裡的醜女與反串，形成的一種奇怪的延續。

香港作家，電影導演與文化評論學者游靜去月重磅出版《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當中以文化歷史為經，以論述分析為緯，重溯香港上世紀20至90年代的文化脈絡，重構香港電影中文化政治的史觀，對昨日與今日的香港，提供不一樣的理解。在自序中，游靜回憶自己接觸香港電影的經驗，香港電影如何帶給他性別教育及民族意識培訓，又如何被推進殖民地教育機器時，迅速學習看外語片。直到遇上新浪潮，出國念電影成為他當時的唯一志願，電影最終成為他重新認識香港的最重要路徑。

為什麼我對香港情有獨鍾？我想離不開兩個因素：它的時空處境，和獨特的通俗文化傳統，前者是我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後者則是我眾多雜文的主題。我寫香港的都市不乏批判，特別對於它的建築，因為我對於「石屎森林」式的高樓大廈密集建築十分不滿，但也無可奈何，因為它是人口和空間逼迫下的必然產物。也有美國朋友問我：為什麼我不在美國退休，搬到一個中西部的小城，買一棟房子，享受田園式的生活？我的回答是：這是我作為都市人必須付出的代價。香港的人口密集，然而恰是在這個密集的空間臥虎藏龍，人才濟濟，相互激盪，冒出火花。因此我願意把我的「作家」榮譽拱手讓出，獻給這些深藏於香港中西混雜的文化森林中的各路英雄。最吸引我的當然是港產影片，演藝文化也不遑多讓，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可惜的是，這些都成了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