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過謝曉虹新著《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之後，陳韻紅則以「錯讀」的形式，對書中內容有另一番聯想，並延伸到其他文本脈絡，如描寫電腦程式軟件被實現化的《玲音》，如《少女革命》中著名的學生會宣言。為擺脫曖昧而透明的殼，箱中女孩注定要戰鬥。

我們去賭是被迫去賭，可是在被迫的賭局之中，我們還是有決定怎樣下注的自由意志。

溥儀一直受困於與現實行為和結果不斷違背的意志，電影一直叩問的是這位悲劇人物如何定義自己。

進化的契機，就是行走。任何人，只要一直走下去，總有一天，那些時間和路程，可以換來改變。

走進店裡，細心看，地板上還有點點滴滴紅漆的痕跡，是當日林老闆遇襲後回到書店時留下的。他此刻在收銀桌旁正應接不暇，頭髮上仍殘留著些許乾透的紅色，在此時此地，也成為另一種隱喻。

一次，我們共膳時，她看着電視的畫面，說從來沒喜歡過香港，只是當年她覺得只要嫁給香港人，在名字加上丈夫的姓氏，便能來香港定居。她並不喜歡黃，只想透過黃而得到好處。或許，在她眼中，那些人之所以選擇黃，是因為這顏色如黃金般蘊藏昂貴價值。她沒想過，其實有人單純的喜歡黃。她也沒察覺到，同一屋簷下，有人喜歡黃。

1965年，胡金銓，33歲。這一年，胡金銓告別了他多年的演員生涯，同時，他作為電影導演的武俠片革命，才剛開始。

作為十二星座裡唯一的無機物，天秤座象徵公義之判斷，因此常被說成和平主義者，但其實天秤座不是喜愛和平，而是喜愛世界呈現平衡的狀態；天秤座也不是愛美，對美的執著也源於對平衡的執著。對平衡性的永恆執著，令不少天秤座成為了看世界不順眼的人。醜陋的世界需要糾正，革命就由天秤座做起。

像阮民安（Tommy）這樣出色的男人，無論在任何地方，都好像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鮮明、出眾。當然，是說他的髮型。網民戲稱，Tommy的招牌MK髮型，十幾年來深入民心，就算戴口罩出街，都可以一眼被認到，「灰都不用篤」。認不出他，不要說自己是香港人。

都說「人生如戲」，畢竟口講容易，箇中道理，不易參悟。總有貌似道行高深的人，既不隱世，也不面壁，卻偏愛攘臂而前，搶先發表對大事件大風波的高見，而尤其喜歡以「戲」作為「高見」的萬能視點。無他，以「戲」論人生論時事，所需的智力成本極低，但給人的感覺卻是高深莫測。

這些年來，能將時間放慢的日子屈指可數，其中一次是2014年的秋天。還記得那時候，金鐘一帶空氣清新，艷陽高照，散發著一種澎湃的生命力。那時候在附近上班，午飯時總喜歡到周邊散步，看著各有各忙的人，心情特別舒暢，連帶工作效率也好像提高了。沒有記錯的話，佬訊本身好像也是那個時候萌生出來的想法。

很多年之後，《月亮》（La luna，1979）的兩幕影像仍在我腦內揮之不去。第一幕：母親日間在陽台跟剛開始走路的兒子玩耍，父親拿著捕獲的魚回來，母親注意力轉到他身上，開啟留聲機，扭動身子與之起舞；失去了母親的兒子看在眼裡，哭喪著臉，晃著纏繞毛線的赤軀投向外祖母；下一個鏡頭已是晚上，母親推著嬰兒車在山路上獨行，抬頭望天，一輪明月高懸。

這年暑假，遊了捷克幾個地方，其中一處是布拉格。在布拉格逗留了五天，住在老城區的公寓裡，因此每次出入定必經過老城廣場（又名布拉格廣場或胡斯廣場）。老城廣場是布拉格老城區的心臟，始建於10世紀，廣場中央有一座胡斯紀念碑，圍繞廣場四周有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物，羅馬式、哥德式、巴洛克、洛可可、文藝復興、新古典主義等建築風格都包羅其中，而舊市政廳、天文鐘、提恩教堂、聖尼古拉教堂、火藥塔等著名建築物都在附近，因此站在廣場中間，單看建築藝術也足以令人流連忘返。

「情感」這東西或許過於曖昧複雜，不由分說，一發難以收拾。看似無從捉摸，今天資本主義社會偏偏要操控群眾情緒，左右政治立場與判斷。八月上旬舉行的香港馬克思節，六號一晚請來駱頴佳在序言書室主講「情感政治與左翼」，趁著馬克思誕辰二百週年的當下，探討左翼如何看待社會中的情感經驗。

在三十五度炎夏的中環，只有十秒橫過馬路的綠燈時間，四周密密麻麻全是西裝筆挺呼喘過路的行人——控訴中環節奏已經是十分老套的事，然而如今，這種逼迫感正像癌細胞般大肆蔓延，在沙田、大埔、上水、屯門、元朗發病。以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後現代的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時空壓縮」（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觀之，一代人的青春快要窒息死亡。我們的香港強調快，彼端的石澳高爾夫球場卻強調慢，士紳父老在傭人簇擁中緩步遊走於數十萬呎青蔥綠地之中、徜徉於藍天碧海之間——在港境之南絲毫感受不到土地和空間問題，但從元朗到石澳，是遙不可及的距離。塑造我們困境的，是時間、空間、社會權力之間相互支配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