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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愛》的倫理困局——未曾去污名,愛情亦何用?

影評 | by 黃柏熹 | 2020-08-10

電影的出發點跟成果之間的巨大鴻溝,很可能是《幻愛》最令人感到可惜的部分。可以說,為了成就李志樂跟葉嵐之間通俗劇式的愛情,電影犧牲了邊緣群體跟社會大眾之間持續爭奪的互動空間,把結局牢牢困在「愛情」那不可能的救贖中。「我不介意」,一句善良的說話,隨時翻轉成保守的態度。

《花椒之味》:主流華語片的倫理問題

影評 | by 劉建均 | 2019-10-04

《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反思警權.二】警察使用武力的權利範圍 法律兩大準則和倫理五大準則

理論 | by 彭捷 | 2019-07-16

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送中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我們與惡的距離》:讓「精神病患」說話

劇評 | by 黃柏熹 | 2019-05-24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