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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讓「精神病患」說話

劇評 | by 黃柏熹 | 2019-05-24

早前讀了一篇評論文章,提到劇集第十話應思聰病發繼而闖進精神科社工宋喬平的辦公室,被宋安撫下來的情節。這段情節我也非常喜歡,不是因為思聰問「為甚麼是我?」的無奈,也不是那句不屬於劇本的「可能因為你比較勇敢吧」,而是,我在其中看到一位外套上掛著小玩偶的精神科社工,如何以平等的姿態,讓病發的思聰言說其經驗──他要拍怎樣的電影,是甚麼使他受苦──在喬平面前的不是一個胡言亂語、幻聽幻覺的精神病患者,而是一個在特定環境與心理狀態下受苦的人,以及他正遭遇的人生處境。